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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为鲁迅的文学选择和文学价值提供新的解释,回答鲁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丰富对于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政治变迁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时,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所以鲁迅必然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对于这一认识,学术界并无异议。但是,鲁迅到底受怎样政治语境的影响,与政治语境的关系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却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的发生,受制于各自结论发生背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道路自身就具有特殊性,这决定着鲁迅能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对话”,从而能够“参与”身后历次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

“文化大革命”以后,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进入了鲁迅研究的行列,显示了与自己学术前辈之间的极大差异。他们结合自己曲折的人生经验和感受,将前此的鲁迅研究中所出现的理论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并力求使之明晰化、系统化,从而尝试在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上突破旧的规范,建立起一套新的研究体系。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摆脱主导意识形态的限定,从研究者个人的现实人生感受出发,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社会历史作用为基点,第一次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作了明确区分,从而将国民性改造思想作为鲁迅思想和创作的最坚定的理性基础,以此清晰地凸现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和作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斗争进程中无与伦比的重大历史作用。在研究方法上该著也拒绝长期以来蔓延不绝的概念先行的公式化倾向,对鲁迅其人其作都尽量给予历史主义的还原,努力将它们放置到特定历史时空中去加以考察和描述。该著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出现了不少表示认同或激烈批评的争鸣文章。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则是一部充满启蒙主义激情的鲁迅研究著作。作者以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为底蕴,不再简单拜伏于权威理论话语及自己的研究对象面前,而以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追求的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主动与这位本世纪的“民族魂”认同和对话,从而多层次地揭示了鲁迅思维方式、内在心境与情感以及艺术创造辩证法等诸方面的复杂意蕴。研究范式上,该著从分析鲁迅本人常用而又富有典型意义的“意象”入手,经过分组与归类,层层开掘其间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精神、情感和艺术内涵,被学术界称为“意象——文化”研究方法的最初实践者。作者感情坦荡直率,行文热烈真诚,在青年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站在开放的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上,着重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独异性及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了鲁迅精神世界内部极为特殊而又复杂的结构形式,并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将“历史的中间物”当作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比起前此的各派鲁迅研究,该著更清晰地揭示出鲁迅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特征之间的关系,也更深刻地展现了鲁迅独特情绪体验的内在依据。与前此从作品文本出发探讨作家主体意识的研究路径不同,汪著还将作品文本看成是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投射与外化,从而为开掘鲁迅作品的多重复杂意蕴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实现了研究方式上的一大转移。尽管这些研究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它们在理论与方法上对于鲁迅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要回答鲁迅文学道路的独特价值,必须首先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怎样促使鲁迅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彰显不同的价值。可以说,鲁迅的身上集结着“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审美理想追寻者”的矛盾统一性,这决定着鲁迅特殊的文学创作道路。无论是鲁迅“从文”的动机还是方式,无论是鲁迅的文学观还是其创作题材、形式等各方面的倾向,都体现出鲁迅对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和“自主性”的双重反思。同时,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地、阶段地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史研究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探讨鲁迅与不同时代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鲁迅的阐释和研究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独一无二的执政党,并以彻底排他的方式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时期关于鲁迅的一切阅读、解释与阐发都必须纳入这一整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根据各人对马列主义和鲁迅著作的不同理解以及各人政治地位、阐释目的之不同,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表象背后却隐伏着许多分歧、冲突和差异。这首先表现在以胡风、冯雪峰、周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意识形态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分歧。胡风坚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鲁迅,不同意将鲁迅的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把改造国民性、建立“人国”及他所概括的“主观战斗精神”当作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与基点;并且坚持对现实社会采取批判性的考察和认知态度,反对“阿Q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是这一派的代表作。但他们在50年代中期就遭到政治性的清洗,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健全、发展与深化的机会。冯雪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保护下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鲁迅研究体系。他延续瞿秋白的思路将鲁迅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但对其前期思想也给予崇高的评价,称他“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进步”,将他概括为一个在思想上“终生都在找路的人”;冯氏还以极为难得的开放性世界文学视野考察了鲁迅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过阿Q是个思想性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的论点。受冯氏较多影响的陈涌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理论蓝本对鲁迅前期小说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鲁迅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清洗。此后,郭沫若、冯乃超、周扬等政治意识形态官员及其追随者的“鲁迅观”更占主导地位,他们以凝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释鲁迅的价值与局限,用政治术语来概括鲁迅的思想变迁,用阶级斗争的框架来看待鲁迅当年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辩,鲁迅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与品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沦为可以任意打扮和曲解的权力斗争与派性斗争的工具;到“文革”中更是走向极端与荒唐,鲁迅被解释成在政治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面前俯首听命的小学生和马前卒,至此,鲁迅研究完全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因此,在涉及相关政治文化问题时,要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它在鲁迅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只有与鲁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强调的是,探讨政治文化之于鲁迅的关系时,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的要求去评价文学的得失,而只是以此作为观照鲁迅文学的一个“角度”。

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男,浙江开化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

A General Servey of Studies on Luxun in the 20th Century

总结鲁迅的精神启示,客观探究鲁迅给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必须深入分析鲁迅与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联系。由此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20世纪政治文化到底怎样塑造着一代文学家“鲁迅”?鲁迅到底怎样“参与”社会文化和文学变革,有怎样的特质,得失如何?政治文化的变革到底在哪些方面促成和限制鲁迅的文学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由鲁迅研究得出能落实到“现实生存”层面的,助益于文化、文学建设的启示。

鲁迅;研究;小说;杂文;意识形态;文学;中国;影响;文化;艺术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子课题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70年代末以来思想文化上的重新对外开放也对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些人纷纷尝试采用来自异域的新思潮新方法来解读和阐释鲁迅及其作品,一时被人称为“先锋派的鲁迅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是其中较早的一种,但此时主要侧重在强调外国文学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要性,对于中外文学之间的外部联系及鲁迅思想上所受外国作家的影响比较得较多,而对双方在艺术语言和审美特征方面的异同点的比较则相对薄弱。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张华《鲁迅与外国作家》、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等,是其间的代表作。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也在这时期的鲁迅研究上打下显著的烙印,吕俊华、余凤高、吴俊等人都尝试着运用精神分析或其他心理学流派的概念和范畴来分析和阐述鲁迅本人及其笔下主人公的文化心理、个性气质和性格特征,但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运用到对作家审美创造活动的考察当中,尤其是如何用于阐释鲁迅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内在心理活动的准确而又细微的把握,仍然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难题。林兴宅将国外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知识用于对阿Q“性格系统”的阐发时也遇到与此类似的挑战, 尽管他据此得以对阿Q的一系列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性格特征作出了综合性的统一的解释。 西方叙事学理论在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的第三编和其他一些论者的单篇文章里得到初步的运用和实验,它被认为是国内鲁迅研究中借自异域的第一个完整的艺术分析框架,但这一理论只有与对鲁迅的思想文化分析结合起来才有望开辟出更广阔的研究前景。

以此为前提,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鲁迅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以翔实准确的史料研究20世纪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认识鲁迅的实际反应及采取的不同文学策略,即通过对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揭示,以期找到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特征,以及鲁迅身后“符号化鲁迅”产生的重要依据,以达到对鲁迅文学的准确把握和全面中肯的评价。

从开始到1927年是鲁迅研究的起步阶段。自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其短篇小说创作为文化界所熟知以后,对其人其作的解读与议论也就随之开始。这时期的研究都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也基本上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上;又因鲁迅尚未被权威化,也未被当作意识形态所要争夺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文章大多质朴温和、入情入理,而且不乏一语中的洞见,但大多为印象式,未及充分展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虞揭示出鲁迅小说对于中国传统礼教制度的批判锋芒;沈雁冰认为鲁迅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和隔膜,并指出他是创造小说新形式的先锋;周作人论述阿Q 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揭示出小说作者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上的辩证特征及表现手法上的“反语”色彩,而且开辟了在世界文学源流中看待鲁迅小说的视角;张定璜发现了鲁迅情感方式上的“冷静”与冷峻特点、表现风格上的乡土气息,并将他的小说当作“从中世纪跨进现代”的标志。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鲁迅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以后的鲁迅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同时,在这个阶段也有论者仅从自己认同、却未必充分理解的新潮社会理论与文艺理论来硬套鲁迅的作品,因而对鲁迅小说作出了与一般研究者迥然相异的否定性评价,其代表人物是成仿吾;也有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批评鲁迅个人道德与人格的,以陈西滢为代表。这种倾向在以后的鲁迅研究中也有延伸。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实践价值。就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鲁迅能够将对民族文化、文学建设的反思推向深入。在20世纪中国,历次的文化、文学改革与政治变革难分彼此。因此,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政治文化思潮、政治文化心理等对于文化、文学变革的动向、方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文学发展和建设方向的探寻,对于历次文化、文学变革得失的反思,都不能脱离特定政治文化语境的考察。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也受制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变革。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所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毕竟也给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提供了相当的空间,其间最主要的成就是鲁迅研究资料的系统而又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鲁迅本人的佚文、书信继续被搜集、发现并编辑出版;由各式不同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也纷纷出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及《知堂回想录》尤为平实质朴、信息丰富,许广平、冯雪峰的回忆录尽管掺入不少回忆者的加工与改造,但与巴金、许钦文等另一些鲁迅同时代作家的回忆文章一样,为后来者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958年由国家级权威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对中外鲁迅研究史以至中国当代文化史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主导意识形态之外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植根于中国现代本土的思想资源;1973年该社重印了1938年版的包括鲁迅译文在内的20卷本《鲁迅全集》,客观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有关鲁迅的生平资料在这时期也得到较为系统的分类整理,薛绥之等主编的多卷本《鲁迅生平资料丛钞》是较有代表性的。这些都为当时及其后的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一阶段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也自有特色和收获,最主要的一点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体系中鲁迅地位的凸显。无论在具体阐释上主流意识形态打下了怎样深的印迹,但形形色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将鲁迅摆在首要位置,都向一代代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介绍了鲁迅及其作品,这就为他们进一步阅读和理解鲁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台阶。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大中学里的鲁迅作品教学而展开,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文章都按通行的理论观点解释和分析了鲁迅其人其作,既不同于纯政治功利性的解说,也不同于从个人阅读感受出发的立论,虽难以出现理论性的突破和创新,但对于扩大鲁迅小说的社会影响也功不可没。陈涌、朱彤、许钦文、李桑牧、何家槐等人关于《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作。对鲁迅杂文的政治化阐释甚为普遍,但也有人较注意它们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结合,唐弢《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首次提出鲁迅杂文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问题,是这时期公认的研究成就;钱谷融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也是侧重艺术分析且富有创见的论文。时代的局限在对《野草》的理解中尤为突出,冯雪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待《野草》,因而无视它的巨大艺术成就;王瑶在《论〈野草〉》里肯定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在主流理论框架的约束下也无法合理解释其中的寂寞、虚无与彷徨等情感特征。另外,王瑶对于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考察,韩长经对于鲁迅小说与俄国文学关系的阐述,张向天、周振甫对鲁迅旧诗的笺注,张望对鲁迅与美术之间关系的梳理,等等。都是这时期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鲁迅研究开辟了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深化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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