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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两处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明其在当下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著作《文心雕龙》,在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上最富于民族的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由中国文化的延续性、稳定性所决定,具体体现在诗性之源、诗性文体和诗性言说等方面。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作。它考察先秦至齐梁各体文章的写作,总结为理论,系统论述了文章的本质、起源,文体和创作,发展与流变等问题,影响深远。如鲁迅所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今人对待《文心雕龙》,多把其视为文学理论着作,但严格说来,此书论述的范围大于文学,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章。既有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亦有章表奏启等公文和应用文。中国古代文学,在齐梁时期虽有试图区分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努力,但从始至终,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未能实现真正的分流。

诗性之源

读《文心雕龙》,自然首先从文本入手。之所以强调读文本,是《文心雕龙》文本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文心雕龙》既不同于文学理论,也不同于中国古代一般的诗文评,刘勰是用当时盛行的骈文写作了《文心雕龙》。作为一种文言文体,骈文讲究工整的四六对和用典,因此对这种文体,历代多有批评。批评的主要指向就是华丽的形式妨碍了内容的准确表达。而《文心雕龙》讨论的则是文学理论的问题,理论作为对知识的理解和论述,更需要逻辑严明,语言准确。骈文这种形式,自然给准确表达理论造成困难,也给阅读者的理解带来很大麻烦。因此,今人读《文心雕龙》必须借助前人对此书的注解。可参考者,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

《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与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分不开,自古以来以采集、狩猎、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心雕龙》极富民族特色的诗性思维。从词源学角度考察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文心雕龙》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一是“与天地同春”的整体思维,二是“与万物共感”的直觉和具象思维。根植于深厚的诗性文化,秉承天地日月精神,《文心雕龙》的言说在富于诗性意味的时间观中展开。“文比日月”和“四季言说”体现了自然时间体验;“千载万世说”与“古今意识”体现了社会性时间观念,蕴含其特殊的政治和历史经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空间意识的诗性品格,刘勰认为,作家与空间有一种互动关系,突出表现在三方面,即文学的地域性、空间的情感性和思维的跨空间性。自上古社会以来,中国的先民们就有浓厚的祖先崇拜文化传统,敬祖敬宗成为文化的底色。扎根于这一深厚的文化传统,《文心雕龙》形成一种寻根索源意识,谈到的各式文体都追溯到极远之根本处,反映在文学取向上则是一种强烈的经典意识,其目的则是要从经典中汲取文学的真生命真精神,以求解文学现实问题的途径。《文心雕龙》继承上古社会就有的自然崇拜文化传统,对天地自然秉持一份敬畏之心,又在感应天地万物之中领悟自然之道。刘勰把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崇拜融入其思想建构之中,从“敬畏自然”到“感悟自然”再到“文行自然”,从而形成沟通天地人神、感应山川万物、顺乎人情物境的文学观念。

宝马娱乐在线,读《文心雕龙》,要遵循古人知人论世的方法,了解作者刘勰的思想。刘勰,《梁书》和《南史》有传。他自幼贫寒,二十岁进南京附近的定林寺,投靠着名佛学家僧佑读书。到了梁朝,刘勰才步入仕途,曾任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后奉梁武帝萧衍之命,回到定林寺整理寺中所藏经卷,后申请出家,不一年而卒。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在其而立之年梦见手持丹漆礼器随孔子南行以后,其起因来自梦见孔子的启示。写成后,扮成小贩,负书等候时为齐重臣并文坛领袖的沈约于道旁以自荐,受到沈约的欣赏。刘勰一生的思想出入儒释两家,而在撰写《文心雕龙》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正深。他写书是为了学习孔子,弘扬文道。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此书前五篇的“文之枢纽”部分,为何集中阐述宗经的主张,把六经视为文学之源和文学的典范。当然,刘勰一生多在寺庙中生活,而且阅读整理佛教典籍,耳濡目染,自然也影响到他的思维,尤其是佛教的因明学,直接影响到他建构《文心雕龙》庞大体系的逻辑思维。

诗性文体

读《文心雕龙》,可先读书的最后一篇《序志》。作为全书的序言,这是一篇了解《文心雕龙》写作动机和全书理论结构的关键文章。《序志》篇批评了齐梁文风:“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释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认为近代的文风,不尊文体,追求奇诡,徒尚文饰。同时,还对此前的文论给予了评价,认为此前的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读《文心雕龙》,不仅要把脉刘勰的思想,还要了解齐梁时期文学的状况以及此前文论的发展情况。

刘勰探讨每一类文体,都追根索源到极远处,与中国先民久远的诗性文化生活联系起来。从先秦元典到《文心雕龙》,“文”观念的萌生、发展到成熟,大体上形成神文之文、人文之文和文学之文三个阶段,并相应具有万物皆有文、丰富的人文世界和文学自觉三大特质。《文心雕龙》秉承中国礼义文化的基本精神,以礼立体,以礼论文,是中国文学伦理学的早期发展形态。中国诗歌早期观念的发展经历从“国政”到“教化”再到“言志”三个阶段,分别涉及原始宗教、伦理道德、个人性情三个维度,功能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有序展开,《文心雕龙》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诗歌观念的早期发展。

文至齐梁,各体文章都已比较成熟。偏重文辞的诗赋自不待言,五言诗由古体开始向近体转型,七言诗亦得到长足发展。而辞赋则由汉赋的铺采摛文,发展为六朝的抒情体物小赋。即使是章表奏记等应用文体,不仅文体越加全备,对文体的认识越来越自觉,而且越来越重视文章的修辞之美。自先秦至齐梁,文学的走势,从总体看是由质朴趋向华丽,以致连对当代文风持一定批评态度的刘勰,都用骈文写了讨论文章的书。

刘勰在总结前人观念成果的基础上,对乐源、观乐、乐教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勾勒出中国声乐发展从“为天而乐”到“为心而乐”的早期脉络。刘勰认为,赋的起源与早期的宾祭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赋体几个方面的文体特征都源于这一宗庙活动。祭祀实质上是与神灵进行精神对话的过程,而祭祀文则是“引神之作”,这类特殊文章要向神灵传达出主祭人的诚敬之心和祈求之意。受祭祀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学有着鲜明的现场感和仪式性。《文心雕龙·铭箴篇》是中国铭文化的早期专论,以此为中心解读相关资料和文字,可以对铭文的源流、功能与文体特征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中国文化重视生养死葬,在一系列繁文缛节背后,渗透着沟通人神、穿越生死两界的诗性观念,彰显出中国文化注重人文关怀和人伦温情的文化品格,也体现出中国人生荣死贵、生卑死贱的伦常等级观念。《文心雕龙》中《诔碑篇》《哀吊篇》就体现了刘勰对传统中国丧葬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以及对悼念类文章语言形式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久远,有关叙事的思想也很丰富。

随着对文学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涌现出大量总集、别集,尤其是《文选》,影响深远;文论也空前发达。魏之曹丕的《典论·论文》着眼从文气与文体、即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评论建安文人,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命题。晋之陆机的《文赋》则是首篇探讨文章构思与写作中“文”“意”“物”关系的理论着作。西晋和东晋,还有两部都已经失传的文论着作: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从其残存的佚文看,都是围绕文体评论作家作品的着作。齐梁时期的文论,越发重视文章之美的探讨,其主题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文笔”的划分,刘宋文人颜延之分文章为言、笔、文,经书是“言”,传记为“笔”,有文采且押韵的文章称“文”。而范烨则以无韵为“文”,有韵为“笔”。另一类是声律论的建立。声韵是汉语的自然属性,自有汉语言文字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诗文,但是对声韵的声律集中探讨,则在齐梁时期的王融、谢朓、沈约等人,主要成果就是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刘勰虽然批评了此前的文论,但其《文心雕龙》却广泛吸收了这些文论的成果,所以才成就了这部集齐梁前文论之大成的着作。

《文心雕龙》在叙事学方面有一定建树,其叙事思想代表了中国叙事学的早期形态。作为商周以来的两大知识系统,王官之学和诸子之学并行不悖,在刘勰看来,诸子之学对经学起辅助作用。从对子书的推崇及其人生志向来看,刘勰是想把《文心雕龙》写成辅佐圣人之学的子书。受浓厚的诗性文化传统影响,中国早期的行政文书有着鲜明的诗性文化特质。《文心雕龙》对中国6世纪以前的行政文体都有所论及,其中有制、诰、策等下行文,以及奏、章、表等上行文。公文的文字表述要体现对天威君命的敬畏顺从、对君臣之礼的谨守,这些都是诗性文化遗存的具体体现。战争是国之大事,文章之用关涉军国大业,《文心雕龙》总结了6世纪以前的战争檄文,为其作了较早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军事文学理论的早期形态。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多无体系,似《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体系完整的着作十分罕见。因此读《文心雕龙》,必须掌握其结构完整、逻辑严明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读重点篇章。

诗性言说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分上下两编。此书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为全书的“文之枢纽”,即总纲。在总纲中,《原道》是核心,文本原于道,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与人类共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二,“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原于道而又明道的重要性。这就为文章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到了其终极依据。以此讨论文章,才算明确了人文的本然;以“原道”冠于《文心雕龙》之首,也为此书奠定了根本的写作原则。以下四篇所阐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确立经书在文章写作中的经典地位。儒家的六经,既是各体文章的源头,也是文章写作的典范。因此,文章写作要效法经书,同时参酌以纬书和楚辞的奇丽,既“取融经意”,“亦自铸伟辞”,做到“酌奇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文章追求新奇而不失其正,文辞华美而内容充实。文章学习经书,刘勰并不主张亦步亦趋,而是通中有变,既尊其体、坚持其刚健文风,同时文辞亦应应时创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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